“儒医”黄衍强

 

    儒医，是当地人对淄博延强医院院长黄衍强约定俗称的称呼。然而，当细究起为什么这么称呼，有的人说是因为黄院长经常戴一副眼镜，文质彬彬；有的说是因为黄院长注重国学，为人孝道，有浓厚的儒家思想；有的人说是因为黄院长做人谦和，注重修养；还有的人推测，是黄衍强学问超群，著书立说颇多的缘故。虽然众说不一，公论他是儒医的说法，却是众口一词。
    “儒医”是医家中最高的称誉，是儒学在封建社会各学派中至尊至高的地位所决定的。尤其到了宋代，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重要途径。范仲淹在年轻尚未得志时，去灵祠祷告求签，问道，他日能成为宰相吗？得到否定的签后，便说，如果不能实现的话，就作一个良医吧。在古人看来，良相可恩泽天下，除此之外，能实现救人利物心愿的，就莫如良医了。良医上可疗君亲之疾，下可以救贫民之厄，中可以保身长全。此后，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”就成为了旷世流风、儒士箴言。
    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，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、家藏方，如陆游的《集验方》、苏轼和沈括的《苏沈良方》等都属此类。受宋代儒学“格物致知”学风的影响，不少宋儒也将研讨医学作为格物致知的对象，如王安石即自称：“至于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本草》、诸小说，无所不谈，农夫女子，无所不问。”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医著《格致余论》中论道：“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。”他个人也是弃儒从医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    此外，儒医之说还适应了相当一部分落魄儒士的需要，既可满足精神心理需求，又可用来谋求生计。如董汲少年时考进士落第，遂放弃举业从事医学，成为宋崇宁大观年间的名医，着有《斑疹备急方论》、《脚气治病总要》、《旅游备急方》等，传世至今；朱肱出身世宦豪门，元佑三年中进士，历任雄州防御推官、知邓州录事、奉议郎等职，后因忤旨罢官，身处逆境，常以贾谊的“古之人，不在朝廷之上，必居医卜之中”自勉，隐居杭州大隐坊，潜心医学，深入研究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一书，几易其稿，前后经二十余年时间，终于撰成《类证活人书》，流传甚广，影响深远。
    儒医由于儒学修养功底较深，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于一般的医家，在著书立说方面尤为突出，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医学遗产。
    黄衍强自幼喜欢中医，上小学时就花1毛9分钱买了一本《常见病验方汇编》，根据自己的不适对照书本开方用药；上高中时，花5分钱买了一支针灸针，试着扎自己身上的穴位，17岁便正式做了一名医生。然而，青年时的黄衍强也有做“良相”的远大抱负，三年的军旅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，却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，复员后便办起了自己的诊所，经过30多年的努力，成为我市有名的中医治疗血液病、肿瘤方面的专家，他在医疗专业及社会活动方面的盛名，倍受同行推崇。医疗成果丰富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，出版专著多部。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”的儒士箴言在黄衍强身上得以实现。
    难能可贵的是，黄院长在研究学问的同时，更注重国学传统教育，把《论语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孝经》等传统国学知识做为教育培养年轻人的一种手段，在医务人员中积极倡导“行医先立德，救人先救心”的行为准则，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，被淄川区评为“四德工程”的模范。